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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3 反向思维的合理性

2020-03-12 15:26:28创新思维 5233人已围观

三、反向思维的合理性


上述“反经合义”的成语,反映了反向思维“从反面考虑”的合理性。


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,而客观存在的事物间的对立,为我们的重新选择提供了新的契机。因此,反向思维的合理性,就在于在反向思维的过程中,我们可以站在常规思维的反面,启发人们的辩证思维,使思维的认识有了辩证性,有了全面性,在看待问题时,既要注意问题正方向的合理性,同时还要注意问题反方向的合理性,从而引人做更深、更远的思考,使绝对的对立转换,产生出完全不同于原来的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意见,有助于全面揭示真理。


例如,劳动对于任何一个社会都应该是有益的。但是,怎样评价劳动的价值却是不同的。清代关中地区有一个“半半山庄主人”,他在农闲时安排伙计们去“无事找事”地干活:正月里去农田里拾砖头、瓦片,二三月拉土,十冬腊月也拉土、铡草,六月里无事可干则让伙计们去“钓老鼠”。所钓老鼠也不是什么有皮毛价值的黄鼠狼一类,只不过是一些无什么价值的普通老鼠而已。在这位“半半山庄主人”眼里,伙计们只要“动着”就好。与此相反,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所发明的“看板管理方式”,却是千方百计地要让一些“动的人”停下来。因为,这些“忙碌的剩余人员”只是为了害怕被认为是无所事事,只好装出忙碌的样子,无事找事。这些“动的人”的存在,恰恰会降低效率。


又如,美国石油大亨保罗•盖蒂曾一直苦于公司的效率,但对浪费和闲人一时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。向管理专家讨教,管理专家只说了一句话:“那是你自己的油田。”盖蒂立刻醒悟,马上招集各工头,向他们宣布:“从此油井交给各位负责经营,收益的25%由各位全权分配。”从此以后,经营效率提高了。企业经营并无什么奥秘,只要每位员工肯努力耕种“自己的田”,则丰收可期。反向思维把“自己的田”变成“大家的田”,就可以让人人都在“耕种自己的田”。经营效率自然会提高。


中国古代利用反向思维的论辩不乏其例。如先秦时代的名家代表人物惠施与道家代表人物庄子的关于“有用”和“无用”的论辩:


惠子谓庄子曰:“魏王(魏惠王)贻(yí赠送)我大瓠(hù 大葫芦)之种(种子),我树之(种植它)而实五石(果实很大,能装进五石粮食)。以盛水浆,其坚(硬度)不能自举也;剖之以为瓢,则瓠落(底大而平浅)无以所容(装不了什么)‍‌‍‍‌‍‌‍‍‍‌‍‍‌‍‍‍‌‍‍‌‍‍‍‌‍‍‍‍‌‍‌‍‌‍‌‍‍‌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‌‍‍‌‍‍‌‍‌‍‌‍。非不呺然大也(xiāo 空虚巨大 ),吾为其无用而掊(pǒu砸碎)之。”


庄子曰:“夫子固拙于(不善于)用大矣。宋人有善为不龟手(手皮冻裂如龟纹)之药者,世世以洴澼(pīng pì 漂洗)絖(kuàng 丝絮)为事(职业)。客闻之,请买其方(药方)百金。(宋人)聚族(召集全家族)而谋(商议)曰:‘我世世为洴澼絖,不过数金。今一朝而鬻(yù 卖)技百金,请与之。’客得之,以说(shì游说)吴王。越(越国)有难(来侵犯),吴王使之将(派献药方的人率兵迎击)。冬,与越人水战,大败越人,裂地而封之(划出一块土地封赐给献药方的人)。能不龟手,一(一样)也,或(有的)以封,或不免于洴澼絖,则所用之异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,何不虑(考虑)以为大樽(zūn 形似酒樽的葫芦腰舟)而浮乎江湖,而忧其瓠落无所容?则夫子犹有蓬之心(心如蓬草塞蔽,不开窍)也夫!”(《庄子•逍遥游》)


在这个论辩中,惠施认为“无用”的大葫芦,到了庄子“无用之用”的思维时空里,便可以化作一只腰舟,载着自己漂流在江湖的水波之上,自由自在!“有用”、“无用”,就看是怎么用它了。同样是一种防手冻裂的药,在不同的人那里,其“有用”、“无用”大相径庭。同样,在惠施那里无用的“五石之瓠”,如果从另一种角度看,也可以变为“浮乎江湖”的“大樽”。其“有用”、“无用”大相径庭。惠施说了“大瓠”,又接着说“大树”:


惠子谓庄子曰:“吾有大树,人之谓樗(chū 臭椿),其大本(主干)臃肿,而不中绳墨,其小枝卷曲,而不中规矩。立之途(路旁),匠者(木工)不顾。今子(庄子)之言,大而无用,众所同去(抛弃)也。”


庄子曰:“子独不见狸犭生(shēng 野猫)乎?卑身而伏,以候(等候)遨者(出游的小动物)。东西跳梁,不避高下,中(踩上)于机辟(捕捉禽兽的工具),死于网(捕鸟用)罟(gǔ 捕鱼用)。今夫嫠牛(lí 牦牛),其大若垂天之云,此能为大矣,而不能执鼠。今子有大树,患其无用,何不树之于无何有(空荒)之乡,广漠之野,彷徨乎无为其侧,逍遥乎寝卧其下。不夭(砍伐,摧折)斤(斧的一种)斧,物无害者(其他东西也不能伤害)。无所可用,安所困苦哉!”(《庄子•逍遥游》)


在这个论辩中,惠施的本意是在抨击庄子之言的“大而无用”。 但庄子不这样看。他认为大的东西丧失了某一种用处,却产生了另一种用处。“无用”本身即是大用。树无砍伐之灾,精神思想无世俗的加害,不也是一种“大用”吗?


这种“有用”、“无用”标准的相对性,体现了反向思维的合理性,涉及到了一种思想或学说的意义或价值的争论。惠施认为庄子的言论空玄高远,于现实无补;而庄子表述的则是一种超离现实,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的“逍遥”精神境界。庄子通过几则饶有兴味的寓言故事,具体、形象地说明了自己看似高深莫测的观点,让人从寓言故事中明白了“无用之用”的道理,理解了这种迥然有别的人生追求。


从这两则“有用”与“无用”的论辩中,我们可以体会出衡量事物的尺度并非是一成不变的,如果我们换一个思维角度,也许能够得出与原来完全不同的思维认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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